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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马衔杯纹银壶
2020年05月10日

舞马衔杯纹银壶,酒器。形似扁圆形的皮囊壶,有提梁、盖和圈足。盖钮上有链条系于提梁上。腹部两面各饰一马,全身涂金。

说起舞马,现代很多的人可能不知所指何物了。舞马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的曹魏,到唐代,舞马较为兴盛。

不过,当时的一般官员和百姓,是无缘欣赏舞马表演的,因为舞马的节目主要表演给皇帝看。唐玄宗是最热衷于舞马表演的一位大唐皇帝,传说他养了四百匹舞马,当他得到一匹从塞外来的良马时,欢喜得不得了,亲自着手训练。

在每年千秋节(即玄宗生日)举行的盛大庆典中,舞马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在玄宗身边做过丞相的张说写了十多首舞马的歌赋,其中《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描述得最为精妙,“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唐代的百姓没有福气看到舞马表演,可今天的人们却能有幸窥其一斑,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刻画的“舞马衔杯”图案,就是当今唯一能确证为舞马的图像资料了。

马颈系飘带,嘴衔一杯,前腿直立,后腿曲卧,奋首鼓尾,作舞蹈状。圈足与壶腹连接处饰一周变形链条纹。此器制作精美,装饰鲜明,具有浓厚的生活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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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纹银碗赏析 祥瑞之物粉饰太平
2020年05月10日

龙是中国的祥瑞之兽,不同时代风格不同,早期像蛇又像鳄鱼,汉代形象大致固定,但唐代的灵动,宋代的威武,明清的威严。

这件纹银碗底上龙的造型姿态新颖,尾腿相缠,突破了汉晋以来传统龙形的样式,相似造型出现在河北赵县安济桥栏板上的隋代石雕里,在唐代铜镜、金银器等图案上得到发扬。凤是祥瑞之禽,鸟的形象,先秦文献中作为一种舞神和祥瑞出现。西汉时董仲舒建立了完整的“瑞应学说”体系,说一国之君如能“亲圣近贤”,“上下相承顺”,“布恩施惠”,“百姓皆得其所”,“无为致太平”,就能“致黄龙凤凰”。后来,几乎历代的君主都热衷于制造龙凤之瑞来粉饰太平或自应天命。

唐代高宗上元三年(675),“陈州言凤凰见于宛丘”,武则天抓住这个“凤瑞”,改元“仪凤”,表达的基本愿望是祈求祥瑞。后来又有神物有龙凤、人间分男女之说,故两者经常结合。此碗錾刻的龙凤,凤在碗心居上,龙在足底居下。

这件纹银碗上纹样全部是錾刻,十分细腻,刀法纯熟,像是画匠在纸上挥笔而就。碗的内腹部光素无纹饰,只在底部刻走凤一只。外壁以葡萄、卷草缠绕分成六区,其间有三鹦鹉、三奔狮间隔刻于每区花草的中心。

所有花纹都衬以鱼子纹地,碗壁上的葡萄纹唐代以前不多见,葡萄纹曾见于新疆的东汉织物,云冈、龙门的北朝石窟里也已见到,但真正流行起来是在唐朝,又尤以高宗、武则天时期最盛。唐代前期葡萄纹的盛行大约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关。汉朝时西域已经把葡萄及葡萄酒传入中国,但比较稀罕,唐朝也不断有新传入的葡萄及葡萄酒的制作记录,因为更加熟悉,人们也乐得把葡萄作为一种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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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最早的纹银炉行
2020年05月10日

营口市编织民间艺人韩晓君带着她精心挑选的300多件手工艺品前来参展。沈阳市民王玉娟对这些精致的挂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买了一个蝴蝶结,又买了一个白菜挂件。

她笑呵呵地说:“蝴蝶象征着幸福甜蜜,白菜寓意百财,挂在家里又好看又吉利! ”

“呀!这不是银元宝吗?怎么觉着和以前看到的不太一样? ”在位于展厅门口的营口展位,一位参观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这叫营口炉银,早在19世纪50年代,营口就作为早期口岸对外通商了。为避免各地纹银纯度不一致,营口特地开设了东北地区最早的银炉行,而它铸造的银锭现货也被称为炉银。

为了体现特点,当时每锭营口炉银上都印着‘长宜子孙’四个字。

营口市文联的工作人员向这位参观者介绍说,但很遗憾,上世纪30年代初,这种产业就被日本殖民势力强行扼杀了,营口炉银也就销声匿迹了。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为了传承这种文化,营口市特地按历史原貌复制了一批“长宜子孙”炉银对外出售,最贵的一块要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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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裂瓣纹银盒竟是“舶来货”
2020年05月10日

在不久前完成的江苏淮安盱眙大云山汉墓群的考古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裂瓣纹银盒,这件文物非常具有西亚风格。其实,在此之前国内已经发现了多个类似风格的裂瓣纹盒,最早的是在山东青州发现的战国时期的。这些西亚风格的物品在古代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林梅村教授为我们勾画了一幅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海上路线图。

考古专家认定,大云山汉墓的主人是汉武帝的哥哥、江都王刘非。在汉墓中发现的西亚风格的文物除了这件裂瓣纹银盒,还有一个银盆。这两件物品完全是捶揲成的,与中国传统制作方法迥异,但在西亚地区出土较多,一般认为这类银器为古代伊朗高原的艺术品。

所谓捶揲,就是充分利用了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用锤敲打金、银块,使之延伸展开成片状,再按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和纹饰。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的工艺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在古代中国,这一工艺在唐代才臻于成熟。

其实,在此之前国内已经出土多件此类风格的纹盒。在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银盒,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三支非洲象牙。这只银盒的盖、腹为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捶揲而成。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两边各饰一匝穗状纹带。盖面上分立三个后加的小凸榫,器底附近加铜圈足,盖面有两处刻汉字铭文。此银盒从造型到纹饰都与汉代器皿风格迥异,但在西亚波斯帝国时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与之相类似的标本。

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王墓(公元前128-117年之间)中出土的两件铜盒,其造型与纹饰与南越王墓中的银盒几乎完全相同。耐人寻味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器物坑中也出土了这样一件银豆。有专家统计发现,南越王墓(公元前122年)、石寨山滇王墓与临淄的齐王墓(公元前179年)下葬的年代大体相当。在同一时期,相距数千里的三地竟会出现如此类似的海外珍品,实在令人惊叹。

有趣的是,出土于广州南越王墓和临淄齐王墓的这两件来自域外的银盒,被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进行了改装,在银盒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这样描述:“临淄西汉齐王墓银豆是在一个异国情调的银盒上加工改造而成,圈足和豆盖上三个卧兽是后来附加的。”

对于临淄西汉齐王墓发现的裂瓣纹银豆的年代,林梅村先生介绍:“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注意到银盒上刻有"三十三年"的铭文,而汉代皇帝没有一个在位超过这个数的,所以认为这个纪年应该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然而,在2005年,山东青州西辛村战国时期的齐王墓又出土了两个近东艺术风格的裂瓣纹银盒。林梅村先生在其专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曾这样评论两个银盒:“这个发现将近东艺术传入山东半岛的年代,从秦代提前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就目前所知,这种裂瓣纹金银器最早见于近东埃兰文明(伊朗南部),工艺传统后来为波斯人、帕提亚人所传承。伊朗近年发现一件埃兰银器,艺术造型与山东青州战国齐王墓出土银盒以及临淄西汉齐王墓出土秦始皇三十三年银盒如出一辙。该器据说出自伊朗,器高17.8厘米,口沿刻有埃兰文,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前6世纪,那么,山东半岛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的埃兰银盒,显然从海路传入中国。”由此可见,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古代东西方的海上交通之路就已经建立了。

除了埃兰银盒外,林梅村认为,山东半岛战国墓还不断出土西方玻璃珠,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战国中晚期58号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山东临淄郎家庄战国1号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这些西方的玻璃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皆为蜻蜓眼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前3世纪。山东半岛战国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属于地中海东岸产品,无疑也是来自海路。

南越王墓中的裂瓣纹银盒是海路的舶来货尚可理解,因为广州在汉代已是全国十九个都会之一,还是海外奇珍异宝的集散地。汉武帝平南越后,广州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枢纽。然而,在山东,古青州是古九州之一,覆盖了山东含胶东半岛在内的大部分地区,更是陆路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在青州和临淄出土的三个西亚风格的裂瓣纹银盒,会不会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运来的呢?为什么判断是通过海路呢?

对此,林梅村先生认为,在他一直从事考古的丝绸之路沿线,包括蒙古大草原和中原地区都没有发现过此类银盒,而集中发现的都是沿海地区,由此判断它们是由海路舶来的。可以推断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是同时进行的,由此可以想象中国古代与西方有着频繁的海陆交流。

对于公元前4世纪的人来说,航海并不发达,他们如何跨越大洋来到中国?林梅村推测,当时的海上贸易是一站一站进行的。比如,先从西亚将货物经印度洋运到印度,再从印度转运到越南,然后从越南运到广州,最后再运到东南沿海或山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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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大学文凭”起价108两纹银
2020年05月10日

一张清康熙年间由国子监颁发的监照7日在武汉亮相。专家称,这张监照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文凭”。史料记载,当年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这张文凭,起价108两纹银。

这张保存完好的监照,长51厘米,宽40厘米,正文中有持照人的“文字相片”:“案今准户部册报臧三六系山西汾西县人,四十六岁,身中面白微须……”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监照是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颁发的文凭,也是步入仕途的敲门砖。

颁发监照要求严格,要详查三代名讳,以证实其家境是否清白,最重要的是持照人要具备足够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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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代纹银
2020年05月10日

纹银离人们并不遥远,明清两代铸造甚多,但由于近代对贵金属流通市场的控制,民国初年“废两改元”的实施,银锭停止流通,大量被销熔,目前民间存世量不大,但收藏者不断增多,蕴藏着极大的升值潜力。今见两枚云南五两牌坊锭,一为“万泰朵记”汇号纹银,一为“福兴庆记”汇号纹银,上面除了刻有钱庄标记外,还有“官公估佘看”字样,银色白润而沉稳,银质绵密,气孔中微露宝光之气,再加上经过多年的流通和氧化,已经形成了一层漂亮的包浆,银的成色基本上在九五以上,煞是好看。

这两枚银锭之所以被称为牌坊锭,概因其外形类似古典建筑中的牌坊,又因其银成色足,可以信赖,故有此名。牌坊锭又称公估银、马鞍锭,“牌坊锭”一词, 典出《新纂云南通志》,光绪十年左右,云南省城兼销帮公同议定以每锭五两,成色九八,并选派童福盛、冯世有二人为公估验色。所以,牌坊锭是专指当时以及以后有公估验色的实物而言,光绪初年乃至更早的三槽方锭,虽然后来的牌坊锭由此演化,但这些没有经过公估验色的,即使有的外形相近,仍不得称为“牌坊锭”,可见此名之严格。也正因为如此,牌坊锭可能是中国各地长时间使用的银两中,最为进步的一种。它一般长在5.5~6.0cm,宽在3.5~4.0cm之间。重量在滇平5两上下,约180克左右,含银量在96%左右。牌坊锭是在光绪十年前后云南银锭标准化运动的产物。整个标准化的过程中,成色与公估制度是关键。牌坊锭出现后,须按九八成色标准造,如未通过鉴定并加盖公估印,就不得流入市面。现存世的大量实物看,决少有漏盖鉴定印的,这证明了当时对于有关规范的执行,严格又彻底。

两枚银锭中“福兴庆记”和“万泰朵记”并非官方机构,而是铸造牌坊锭的商家,主要分布于昆明城内外,当地称之为兼销铺,也就是“经营银钱业兼铸销银两的商家”的简称。兼销铺铸造牌坊锭的目的,其实多与其经营的传统金融业务有关。牌坊锭广泛用于商民交易,成为商场上的主要货币。其他各式银两,银圆进出时,必须换算成牌坊锭计算。在官府方面,钱粮课税,官项收支等牌坊锭也成为授受标准。牌坊锭的铸造地虽以昆明一带为主,除滇中地区外,流通范围遍及境内各地。这是不可想象的成就,在清代,云南一直被称为偏远未化之地,三百多万人口的小省份竟然铸造如此精细繁多的牌坊锭,且具有相当公信力,“纳税于官,交易于市,悉以公估银锭为准”的恢弘场面见证者牌坊锭的受欢迎程度。并透过与邻近各国的贸易,也散布于现今的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地,足见其收藏价值之高。

不管是明代的官银元宝还是清代的纹银,都是作为一种对照,用以评定不同成色和重量的碎银和银两。所以明清两代由官府铸造足量并成色十足的银锭又称砝码锭,或称共议十足银,后来一些商会组织凭信誉鉴定并打有标记的银锭也称砝码银,多数每锭重十两,成色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八至百分之九十九。牌坊锭还有一个更为文雅更为标准的词汇“纹银”,在清代宫廷剧中我们通常能听到,这是清代对足银的官方称呼,是清朝法定银两标准成色,缴纳钱粮等都以纹银为标准,相当于现在的“925”千足银,当然当时的冶炼水平,即便是纹银离千足银还是有些误差。因而纹银并非真正的银两,而是用于折算各种成色的金属银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即虚银两,也称“足纹”,各地均有不同的形制和标准。

纵观牌坊锭的历史,从存世量来看早期的公议,公议公估,汇号公估牌坊锭都相当少,价格也较高,而公估牌坊锭最多,官公估牌坊锭次之,记月牌坊锭在这两大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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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银非“银” 而是一种记账货币单位
2020年05月10日

纹银并非实际的银两,而是用于折算各种成色的金属银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即虚银两,包括关平、库平、市平、漕平等种类。

按照清朝的官定标准,足色纹银的成色为93.5374%,称为“十足成纹”。清制规定纹银一两等于制钱1000文,但乾隆朝之后,由于私铸劣钱增多和白银外流,经常出现钱贱银贵的现象。

采用纹银作为货币单位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实际流通的银两成色不一,名目众多,有“元丝”、“青丝”、“白丝”、“水丝”、“西鏪”、“石鏪”、“柳鏪”、“茶花”、“茴香”、“单倾”、“双倾”等多种名色,这些种类不同的金属银需要折算为全国统一的计量单位,以便于统计税收。

不管是明代的官银元宝还是清代的纹银,都是作为一种对照,用以评定不同成色和重量的碎银和银两。所以明清两代由官府铸造足量并成色十足的银锭又称砝码锭,或称共议十足银。

后来一些商会组织凭信誉鉴定并打有标记的银锭也称砝码银,多数每锭重十两,成色能够达到98%至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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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纹银碗介绍
2020年05月10日

龙是中国的祥瑞之兽,不同时代风格不同,早期像蛇又像鳄鱼,汉代形象大致固定,但唐代的灵动,宋代的威武,明清的威严。龙凤纹银碗底上龙的造型姿态新颖,尾腿相缠,突破了汉晋以来传统龙形的样式,相似造型出现在河北赵县安济桥栏板上的隋代石雕里,在唐代铜镜、金银器等图案上得到发扬。

凤是祥瑞之禽,鸟的形象,先秦文献中作为一种舞神和祥瑞出现。西汉时董仲舒建立了完整的“瑞应学说”体系,说一国之君如能“亲圣近贤”,“上下相承顺”,“布恩施惠”,“百姓皆得其所”,“无为致太平”,就能“致黄龙凤凰”。后来,几乎历代的君主都热衷于制造龙凤之瑞来粉饰太平或自应天命。

唐代高宗上元三年(675),“陈州言凤凰见于宛丘”,武则天抓住这个“凤瑞”,改元“仪凤”,表达的基本愿望是祈求祥瑞。后来又有神物有龙凤、人间分男女之说,故两者经常结合。龙凤纹银碗錾刻的龙凤,凤在碗心居上,龙在足底居下。

龙凤纹银碗上纹样全部是錾刻,十分细腻,刀法纯熟,像是画匠在纸上挥笔而就。龙凤纹银碗的内腹部光素无纹饰,只在底部刻走凤一只。外壁以葡萄、卷草缠绕分成六区,其间有三鹦鹉、三奔狮间隔刻于每区花草的中心。

龙凤纹银碗所有花纹都衬以鱼子纹地,碗壁上的葡萄纹唐代以前不多见,葡萄纹曾见于新疆的东汉织物,云冈、龙门的北朝石窟里也已见到,但真正流行起来是在唐朝,又尤以高宗、武则天时期最盛。唐代前期葡萄纹的盛行大约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关。汉朝时西域已经把葡萄及葡萄酒传入中国,但比较稀罕,唐朝也不断有新传入的葡萄及葡萄酒的制作记录,因为更加熟悉,人们也乐得把葡萄作为一种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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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银是什么
2020年05月10日

纹银是什么:纹银,全称为“户部库平十足纹银”,是清朝法定银两标准成色,清廷规定缴纳钱粮等都以纹银为标准,其他银两均须按成色折合计算。

纹银的成色是93.5374。较近代中国各地流通的宝银成色为低,所以宝银折成纹银时例须升水。习惯上每百两纹银须升水6两才等于足银。当时作为货币的白银,还有一个成色的问题。成色是指银质货币、饰品和器物的含银纯度,又称银色。银两的成色,自古即不统一。

清朝民间使用的白银,成色自很低直至所谓十足都有。各地所铸的宝银成色各不相同,如有二四宝、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等。但银两在流通时又必须计算其成色,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清朝政府规定了一种全国性的假想标准即纹银,其成色是935.374‰,它是清朝法定的一种银两的标准成色,仅是一种种标准,实际上并无实银。民间完纳钱粮,即以纹银为标准,其他银两须各按成色折合计算。

当时认为纹银成色很高,纹银是什么?故纹银有“十成足纹”之称,其实其成色比各地流通的宝银成色为低。所以将宝银折成纹银时,例须升水。这种升水是指成色较高的宝银折合为纹银时,在比价上的提高。

例如,二四宝银就是说五十两重的宝银,在流通时要升水二两四钱,等于五十二两四钱的纹银。换句话说,也就是五十两重的二四宝银所含的纯银,等于五十二两四钱纹银所含的纯银。

纹银在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改善经济结构、促进民生发展及国际商品贸易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凡货币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其用银之处,官司所发,例以纹银,几商民行使,自十成至九成、八成、七成不等。遇有交易,皆按照十成足纹,递相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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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银产生背景和流通时间
2020年05月10日

纹银并非实际的银两,而是用于折算各种成色的金属银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即虚银两,包括关平、库平、市平、漕平等种类。

按照清朝的官定标准,足色纹银的成色为93.5374%,称为“十足成纹”。清制规定纹银一两等于制钱1000文,但乾隆朝之后,由于私铸劣钱增多和白银外流,经常出现钱贱银贵的现象。

采用纹银作为货币单位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实际流通的银两成色不一,名目众多,有“元丝”、“青丝”、“白丝”、“水丝”、“西鏪”、“石鏪”、“柳鏪”、“茶花”、“茴香”、“单倾”、“双倾”等多种名色,这些种类不同的金属银需要折算为全国统一的计量单位,以便于统计税收。

在实际流通领域中的金属银,成锭者称“宝银”,即铸成元宝形式的银锭。由于各地宝银成色不一,因此在其前面冠以地名,或申水标准,如苏宝银、武昌宝银,足宝、二四宝、二五宝、二六宝等等。“二四宝”即每五十两贴水二两四钱,一锭五十两的“二四宝”银锭折算为五十二两四钱标准纹银。宝银的成色通常全都高于纹银。 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云:“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

鸦片战争之后,银两、银元在中国同时流通,但官方统计赋税、制订预算、对外赔款时仍使用库平两和关平两纹银作为计量单位。1933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废两改元,规定所有收付不得再用银两,要一律使用银元。纹银退出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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